摘要：转向高质量发展，要适应国内经济转型升级的大趋势，抓住新经济发展的历史性机遇，着力破解现实经济发展中质量不高的某些突出问题。 ...
那种把创新仅仅解释为技术创新，是远远不够的。
问题在于，实体经济发展仍面临重大结构性失衡，例如实体经济结构性供需失衡，消费需求向高品质升级，但主要的产品供给体系仍处于中低端，这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企业制度变革尚未跟上经济转型升级的步伐，现有供给体系难以提供高质量的产品和服务。这就需要按照党的十九大报告的部署，在完善产权保护制度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、形成激发和保护企业家精神的制度安排等方面取得实质性进展。
党的十九大报告强调，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，必须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，把提高供给体系质量作为主攻方向，显著增强我国经济质量优势。当前，我国经济转型正处在一个历史新起点上，经济转型升级蕴藏着巨大发展潜力和市场空间，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主要基础。这就需要按照党的十九大报告的要求完善市场监管体制。完善统一权威的食品药品监管体制，以适应全社会消费结构升级需求，形成良好的经济社会环境等等。企业是经济发展的细胞。
这表明，以更大的决心和魄力推进市场准入制度创新，实现营商环境国际化、法治化，已经成为当前市场化改革攻坚的重要任务。振兴实体经济，提高供给体系质量，需要从企业制度变革入手，形成既有利于扩大民间投资，又有利于激励创新型企业的体制安排《财经》：有的人会认为，现在大城市里的低端产业太多了，相应的从业者也太多了。
广东是以制造业为主的地区，必须要有蓝领工人。外来人口与大城市的关系 《财经》：外来人口和大城市发展的关系是什么，大城市是否应该吸纳更多人口？ 李铁：任何城市都希望产业兴旺、科技发展、就业充分、人们的收入水平提高，而这些都是城市活力的表现。政府的服务要跟上，包括小区怎么改造，消防怎么做等，需要政府更加细致的服务。在解决第二类问题时，无论是中小城市还是特大城市，首先都应该承担起各自的责任。
巴黎和纽约都存在这样的人口。李铁，中国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首席经济学家李铁 在部分特大型城市，一些外来人口正在感受新一轮城市治理带来的压力，他们眼下的任务是：尽快找到新的住所。
西欧的发达程度很高，他们为什么不排斥难民？因为大量的库尔德人、土耳其人、北非人填补了他们的劳动力缺口。即使这样也收不回建造成本和土地成本。如果他们要再养一两个孩子，周边的农民工子弟学校也可以满足相应的孩子教育的需要。运动式执法会损伤政府的公信力 《财经》：人们需要到大城市寻找工作机会，而大城市也需要他们提供的服务和带来的活动，在这种情况下，城市政府应该对他们持什么样的态度？ 李铁：这正是所有大城市所面临的基本问题。
北京五环内的面积大约是667平方公里，居住着1000万人口，外来人口就业分布在城市的各个角落，选择租赁住房也会本着就近的基本原则。我们看一下中国最富裕的上海的人口结构，浙江人和江苏人构成了上海人口的主体，北京的人口结构中，不论什么方式，外来人口一直是最活跃的人口组成。相对发展水平落后的地区都是人口流出地区。我们的城市离不开这些外来的农业转移人口和城镇间流动人口，这是一个现实的问题。
这些也是大众基本的需求。无论是高端产业、低端产业、创新型产业、传统产业，在各类产业工作的人们都离不开衣食住行，可以说无论哪个阶层和岗位都需要各类服务业的支撑，否则城市就会陷入崩溃。
《财经》：为什么中国不会出现贫民窟？ 李铁：一般所说的贫民窟，指的是人口大规模地在某个城市地区聚集，形成城市贫民区，几十万人贫困人口居住于此，引发诸如黑社会泛滥、贩毒猖獗和一系列环境污染和公共卫生问题。如果北京是依靠工业发展起来的，那现在可能就会面临另一种形势。
那么，在资源集中、承载大量人口、阶层差距巨大的大城市中，解决这组矛盾显然需要更多智慧。但是他们很少采用排斥和撵人的做法。同时，不同阶层、不同收入水平人口之间也存在相互服务的情况。过去没有街区经济，是大院式的经济，是满足先生产，后生活的计划经济城市住宅建设的模式，是特定历史时期满足简单居住功能的产物人工智能、生物技术、新能源及其应用、新材料等领域已经涌现出一批高水平技术成果。助力优势企业 用好供给侧竞争机制 近期地区和产业发展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分化，在部分企业盈利回升的同时，另外一些企业（在有些行业是多数企业）日子并不好过。
通过培训、拓展渠道等，促进就业结构调整。我国有世界上最多的电信用户和最大的电信运营商，电信运营成本理应最低，但资费高的问题依然突出。
企业融资难、融资贵问题由来已久，银行上市公司利润占到全部上市公司利润的一半以上，中国金融业占GDP的比重甚至超过美国等金融业发达国家，表明银行和其他金融行业在市场开放、资源优化配置方面存在的问题不容忽视。混改可以在两个层面上理解和展开，一是在国有企业股权结构中引入非国有投资者。
尽管生产性服务业也可以表现出相当高的生产率，但服务业生产率总体上要低于制造业。而当创新日益重要的时候，增长相关的知识、技术和资源组合方式等必须通过反复试错才能获取。
促进服务业增长，扩大开放。二是在国企垄断的行业中引入非国有企业。转变增长方式 激发创新带来的增长动能 尽管我国总体上处在追赶阶段，但与发达国家的差距不断缩短，在某些领域出现了并驾齐驱甚至局部领先的势头。在发电、配电环节逐步形成竞争性市场，输电环节也可通过特许权或经营者竞标，在一定程度上引入潜在竞争者。
在这一时期，如何激发发展新动能，实现更高质量、更有效率、更加公平、更可持续的发展，将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。我国在创新上的优势主要体现在产业应用和市场推广上，原始创新或源头创新甚少，短板主要在基础研究和大学教育。
互联网金融行业鱼龙混杂，在看起来创新活跃的同时，不乏传统欺诈借道互联网技术的案例。那些在转型升级或创新方面率先行动的企业会形成新的竞争优势，反应迟缓或不行动者将被组合或被淘汰出局。
确保创新要素的市场开放和可流动性，实行与时俱进的市场监管理念和政策。不对头，则可能使去产能成为旷日持久的拉锯战，甚至拖垮好的企业或行业。
在铁路系统开展网运分离等引入竞争的探索。中国在这一领域有市场广大、产业配套条件好等突出优势，已经形成了若干富有活力的区域创新中心，如深圳、北京、杭州等地。在网购快速增长的同时，传统商业减速或衰落。要进一步扩大服务业的开放，以对外开放带动对内开放和改革，打破服务业的行政性垄断和不当限制，吸引社会资本更多进入服务业，推动公共资源、公共产品的市场化配置，形成服务业生产率全面提升的长效机制。
可以预见，互联网与流通和消费端的结合只是序幕，与生产领域的深度融合具有更大潜能。例如，所谓落后产能，是以技术装备的容量大小，还是以实际市场竞争力状况作为判别尺度？去产能，是人为减少生产时间，还是使无竞争力生产能力特别是僵尸企业退出市场？兼并重组，是让优势企业主导，一加一大于二，还是行政性地拉郎配，让好企业背上差企业？如此等等。
在这些地区，中国企业家的创新精神得到充分展示，多种创新要素汇集、融合，商业模式创新活跃，技术创新也呈后来居上之势。同时，也要用好创新前沿的成果，加快转变增长方式，激发创新带来的新动能。
这个领域也表现出典型的创造性破坏特征。在以往的高增长时期，运用的知识、技术、管理等基本上是已知的，可在此基础上组合资源，这正是为什么高增长能够实现的重要依据。
